我在南开的生活

作者: 来源: 《过去的大学》 分类: 美文美句 发布时间: 2015-01-20 23:56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具有新思想,不安于封建地主生活,总在折腾做生意,倒过“羌帖”、“老头票”,开过“富聚大”粮栈,办过“储蓄亨”信托,接触过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我外祖父又是佃农、满族,母亲是我父亲强抢成亲的。因此,我在家乡自学这几年,除了看书外,对家乡的接触面非常广,也可以说对政治、经济、文化、家乡风土人情等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也可以说有了一些生活基础。

1926年,我父亲得急病去世了,我姑姑、妹妹和我染上了白喉。妹妹死了,我和姑姑用上我二哥从天津邮来的特效药得救了。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不管家庭经济如何困难,也让儿子们出外求学,见世面。因之,1928年,我和县立中学的同学刘克夷再次来到天津,考入了南开中学三三班当初三插班生。那时,南开刚刚采取三三制,就是中学读完六年才毕业。同时还增设了南开女校、南开小学,南开大学那时是在天津八里台,可以说,南开在张伯苓先生创办下,已经办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在南开读书时,同学们每天都起得很早,到校园里读书,多半读英语,已经成为风气。校园有喷水池,有花坞,还有回廊,在课余时,也就成了同学们交谈的地方。

南开不是关起门来办学,而是通向社会,力求学生们做到全面发展。包括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还重视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培养。

南开最早建立话剧社,保留节目有《一元钱》、《新村正》,后来张伯苓先生的弟弟张彭春由美国回来,还执导了易卜生的《傀儡之家》,曹禺还扮演过娜拉,由德国回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张平群扮演娜拉的丈夫。张彭春还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改编为中国话剧,我受到感染,也把法郎士的一个故事改编成话剧在班会上演出。

音乐教员金律声唱的《卖布谣》、《老天爷你塌了吧》、《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我至今还记得,同学们也都会唱,还组织了合唱团。美术教员有李杰克和杨叙才,都是以油画见长,在他们指导下,同学们自愿组成“美术研究会”,我还担任过会长。后来,又来了王德崇老师,组成一个“学生观摩会”,活动就更加多样化了,还可以从同学们手中得到英文的《新群众》、《国际通讯》,日文的《文艺春秋》等。

学校还请梁启超、周作人等人到校讲话,还请过邓肯派的美国女舞蹈家来校表演,我还写过一篇评论在《庸报》副刊《另外一页》发表。学校还请过韩德威尔到校作过演说。南开很想发扬蔡元培当年所提倡的民主作风,还请写过“唯实主义”理论的作者到校演讲(商务印书馆有译本)。

南开的校刊,为了扩大学生文艺篇幅,增加页数,我们把它改为《南开双周》。

我和胡思猷(胡适的侄儿)、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同学,先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人》文艺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水生》、论文《力的文学宣言》等。后来,我又被选为《南开双周》的主编、美术学会的会长、学术观摩会的会长、义塾校长、合作社的理事等。我在《南开双周》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有一期封面画,记得还被美国《新群众》转载过。当时在文学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一种是“为人生而艺术”,我是赞成后者的。

南开虽然力图使学校社会化,但我并不满足。我很向往“道尔顿制”,还向往南京晓庄师范。在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逃往美国时,他将大儿子陶宏送到南开寄读,张伯苓先生欣然接受。陶宏来到南开后,和我很谈得来。陶行知的家教方法,也不一般,陶宏的英文底子很薄,但他却日夜抱着一本英文字典,读英文本《俾士麦传》。读通一段,便翻译一段。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

我和陶宏交往密切,他也助长了我的想法,我们宣布:我们要上社会大学,要脱离学校到北京去,那儿有全国最好的图书馆和整个社会供我们阅读。恰巧,在校建立“学术观摩会”的王德崇老师,在北京有一所小院,欢迎我们到他那儿去住,他自己还要回西安去办理和妻子的离婚手续。

这样在北京过了不到半年,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王德崇老师也未见回来,我们就回天津了。哥哥和学校都要我们继续上学,陶宏也结束他的寄读生活,回南方看望他祖母,我们便分手了。

我在北京这段时间,写了一些诗和小品文。但我从不想向刊物上投稿。因为一则自知东西不成熟,二则不想在退稿气氛中成长。那时,南开国文教员姜公伟主编《庸报》副刊《另外一页》,我们这批学生给他稿件,他还是欢迎的。同学曹士瑛也在《大公报》兼当记者,有一个时候编《大公报》副刊《小公园》,韩宝善也接编过一阵子,我们投稿都会登。但那时我们只是为了办刊物需要经费时,才给他们投稿,把得到的稿费花在刊物上。

陈虞荪、孔另境、田聪,都是我的语文老师。陈虞荪老师想在天津创办一个文艺刊物,要我设计封面。我设计的是一组连续图案,由一柄斧头一路砍除荆棘,后来这个刊物并没问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这东北学生再也不能安下心来上课了。我们组织学生会,发起向南京请愿的示威活动,因此被学校除名。我根本不在乎,跑到北京,走高尔基的路——上社会大学,正合我心意。我住在红楼对面的公寓里,结识了北方左联的同志,经陆万美、臧云远介绍,加入了左联,整天忙办刊物,化名写文章。从此,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活。

我由东北老家,来到天津,既开阔了我的视野,也打开了我的心扉,使我开始了人生道路的旅程。

南开母校对我是宽厚的,同学们都说我是在念“家学校”。那时,我对这话有反感,认为“家”字含有狭窄的味道。但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却感到一种甜美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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