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低价抢占市场的“快时尚”
　　全球化让制衣行业的生产成本快速降低，这加速了衣服在人身上更新换代的频率。“快时尚”就这么应运而生。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注意到，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得到消费者青睐。这一现象被称为
　　“凡勃伦效应”。与之相对的是服装界的“快时尚”销售策略——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价格把时尚潮流物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快时尚”这种销售理念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一些品牌发挥到了极致，如今已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比如日本的优衣库、西班牙的ZARA、瑞典品牌H&M等。
　　以H&M为例，它在全球拥有3000多家门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只需不到3周的时间，这种销售模式让其保持了极强的灵活性，并始终处于时尚前沿：产品目录每天都在不断更新中，一件T恤4.95美元就可以买到。
　　“快时尚”把目标人群锁定为年轻女性，其中，推波助澜的正是各类时尚杂志。
　　制衣耗原油污染环境
　　凡事都有两面性。“快时尚”带来购物快感的同时，破坏力也难以估量，整个地球都在为它埋单。制衣行业的每个流程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并对从业工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1994年以来，美国人产生的纺织品垃圾翻了一番，高耗能高污染的涤纶产品产量，也翻了一番。而制取涤纶和其他合成纤维，要消耗大量原油，同时排放导致呼吸道疾病的有害物质。
　　危害不仅局限于人造纤维。人们最熟悉的棉花，也会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美国棉花的农药使用量占到所有农作物的1/4。
　　美国棉花大量出口到中国、洪都拉斯和孟加拉国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根据时尚业的需求，这些原材料被纺织、剪裁、加工为成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快时尚”出口国，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服装出口额占全球总量的30%。仅美国一个国家，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衣服总量就数以10亿件计，平均每个美国人有4件衣服是中国生产的。
　　从时装店到垃圾堆
　　狂热的购物者们只管买，很多买完就束之高阁。一份报告显示，英国每年有25%的新衣服被压在箱底。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数据，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丢弃的衣服和其他纺织物重达30公斤，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美国历史学教授苏珊·斯特拉瑟在《垃圾的社会史》一书中写道：“过去，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旧衣服都会缝缝补补以备家里其他人使用，或者做成抹布、被单等。战事期间，衣服的款式、尺寸和色彩都有限，即使是设计师的作品，也会考虑如何节省布料和使用更少的装饰。这样一来，产生的垃圾减少了1/10。”
　　然而，节约的风气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20世纪的工业化大大提高了各类物资的产量，二战期间，衣服的消费量大增，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衣服从工厂生产到丢弃在垃圾堆里的时间跨度越来越短。
　　面料有毒，赶周期工人受累
　　美国《过分打扮》一书讲述了作者自己在美国零售公司凯马特的一段经历。“我清楚地记得，我拿起一双鞋子，闻到一股有毒气体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我又拿起一个可爱的小物件，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气味。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要造成多大的危害呢！”作者伊丽莎白一直是个典型的美国消费者，她习惯去工厂店、折扣店等“快时尚”连锁店购物，也曾拥有一整衣柜便宜又时髦的衣服。
　　绿色和平组织曾发布一份关于服装品牌布料有毒化学成分的分析报告，其中涉及一些知名服装品牌。他们从全球29个国家收集了141个衣服面料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所有的样本中都含有至少一种有毒化学物质。皮肤直接接触这些化学物质，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身体发育，干扰生物内分泌，甚至引起生殖系统癌症等。
　　另外，大多数潮人在购衣时，不会想到这些服装便宜的价格，大多建立在血汗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上。消费者对时尚产品贪得无厌的追求，要求工厂在最短时间内赶工，而这个压力最终被转嫁到了工人们身上。斯里兰卡一家制衣厂厂长讲述了他们目前面临的赶工压力：“2012年我们的交货期限是90天，2013年变成了60天，甚至有时候只有45天。”中国工人中也有类似声音：“在销售旺季，我们要无限制加班，通常每天工作时间都有13～14个小时。每天都重复缝衣服的动作，直到手臂变得酸痛而僵硬。”
　　美国税收优惠鼓励捐衣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二手衣服的销售流行了起来。有的人把旧衣服挂在网上售卖，也有人选择附近的二手店。美国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们把旧衣服捐给慈善机构。
　　但即便这些旧衣都进入二手市场，也没有足够多的美国人能“消化掉”它们。于是慈善组织想到了另外的办法，他们将旧衣服低价出售给工厂，工人们进行分类，把它们加工成各种用途的纤维材料，比如工业用的吸水抹布等。
　　还有些美国人穿过的衣服被出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在坦桑尼亚，人们喜欢在二手衣服市场淘宝，这些衣服主要来自美国。这些进口来的二手衣服被商户们重新分类出售。而那些买家，受“快时尚”全球趋势的影响，衣服在他们身上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在加快。
　　（摘自《环境与生活》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