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恰与一位俄语教授兼俄罗斯文学专家同车，途中问起一个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像勃洛克、叶赛宁等俄罗斯诗人，在1917年后从旧阵营里脱嵌，开口讴歌布尔什维克的新时代，叶赛宁甚至咏叹十月革命的改天换日之功，他们原属的那个仍保持独立性的诗人圈，却似乎并没有群起而攻之。与之相反，尤以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诗人，仍旧保持着对前辈的敬意。是何缘故？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保护证》里诉诸很大的篇幅批评马雅可夫斯基的转向，细读之下，文字里浸透的却是遗憾、困惑、伤心，帕氏认为马氏的转向，导致他后来的作品鄙俗不堪，毫无美感，是他自己的损失；而对马氏的道德人品，帕斯捷尔纳克基本沉默。这又是为什么？
　　教授说，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俄罗斯不似中国，中国人对道德问题很是敏感，谁谁谁变节了，谁谁谁被招安了，用词都十分严重，而在俄罗斯，文人之间的信赖和依恋，如同他们与土地的依恋一样，那是紧而又紧，难舍难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崇拜，保持在诗艺的层面上，不管其人如何表现，一般都能牢固不破。
　　第二个原因：俄罗斯文人有妥协的习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俄罗斯文人就是一群精神十分独立，又从来不避向世俗权力妥协的人。
　　这旬话我听进去了。说到妥协，便想到帕斯捷尔纳克，过去读俄国人的作品和生平，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放弃了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只为不被开除苏联国籍，不被驱逐出境，那真是痛心疾首：为什么？移民难道不好吗？自由空气不是他所要的吗？多少持不同政见者一去国外，国内人再说起他们总是语带羡慕。在我看来，硬碰硬的结果固然难以预料，但作为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一点骨气还是要有的，何况，你看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帕氏可能失去的，不见得就比后二者更多吧。
　　但凡留下，就必然要妥协。在苏联，与在中国不同的是，“气节”之类的东西是不能与才华相提并论的，为了保住自己的才华所生长的水土，让它能有展示的机会，文人必须妥协，这并不丢人。帕斯捷尔纳克放弃诺奖，是因为不愿“断根”；而在阿赫玛托娃身上，同时期发生的妥协行为则更加耐人寻味。
　　十五年的禁言之后，扼住阿娃喉咙的手终于松开了一点点，根据一种道德标准审视，她付出了妥协、甚至背叛的代价。在帕斯捷尔纳克受难的时候，她竟然出了书——难道她不应该继续进行精神绝食，以声援战友吗？一个弃奖，一个破禁，而且两者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即使这两人不翻脸，旁人也该说三道四了。
　　说三道四的人当然不少。热血的后生觉得70岁的诗歌女神“晚节不保”，不足为奇。但这决不公平。知识分子公开表现自己在权力面前的宁折不弯，曾经会惹来流放乃至杀身之祸，但1960年前后，“解冻”的信息已在空气里浮动，倘若继续强硬地表态，一个台阶都不给，将权力逼到死胡同，是不是反而害及自己所支持的人，甚至导致时局倒退呢？
　　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苏联的事，如今仍然余音不绝。而在俄罗斯文人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不干涉他人的妥协选择，不要求他人去“肩起黑暗的闸门”，即使谈不上“良知”，也是个人操守的一部分。当然，阿赫玛托娃也没有做直接伤害帕斯捷尔纳克的事，她仔细考虑过自己的转圈空间有多大；她未在帕斯捷尔纳克最困难的时刻发声，但也不会像“文革”时代的那些中国人，如此积极地与过去的朋友反目。
　　气节良知之类，从来就不是绝对。妥协的实际效果，也是很难估计的。
　　独立的个体须有原则，有信念，还得有以赛亚·伯林所说的
　　“现实感”。个体可以掌控的只是很有限的一点东西，热血的人走向成熟，一定会对一句很俗很俗的话有所体会：岂能尽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摘自《杂文月刊》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