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聚光灯的“红二代”

作者: 来源: 中外文摘 2014年9期 分类: 美文摘抄 发布时间: 2015-01-26 18:38
  2014年1月13日,67岁的宋彬彬回到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为“文革”中的行为郑重道歉。宋彬彬,上将宋任穷之女,“文革”学生领袖的“符号”之一,是继陈小鲁(陈毅之子)之后的第二个道歉的红二代。“红二代”这个说法,历史研究者认为,起源于“文革”中常用的“高干子弟”——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15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经历过跌宕的“文革”、改革的新时代,如今的“红二代”有上万人,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
  2009年以来,“红二代”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其中的三十余人,发现由于时代的筛选,“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他们日益远离聚光灯的中心,其中,大多数的红二代已泯然于平民。陈小鲁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在我看来,红二代无足轻重了,应该和普通的农民工一样,都是一帮老人,带着记忆活着而已。如果还能说说民情,让领导听一听,就是好事。”我们采访了叶向真、陆德、陈人康三位“红二代”老人,记录了他们的回忆,他们关心的事情与坚持的信念。
  叶向真:我听到国歌就心痛
  “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当我们第二次走近诗句中的这座小楼,叶向真已经站在夕阳下等候。73岁的她穿着衣领带花的牛仔衬衫、牛仔裤,外加一件深红色的冲锋衣,显得非常清爽、帅气,有文艺导演的范儿。听闻我们的评价,她迅速做了个抬手动作:“一次拍纪录片,我就是扛着大家伙直接上。”
  叶向真还有另一个名字——凌孜。1981年,凌孜就玩电影玩出了名堂。她拍了一部《原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又拍了另一部《风吹唢呐声》,被黄永玉评价为“真正沈从文的风格”的影片。荒诞的是,前一部电影“只准外销”,后一部电影“只准内放”。她玩不下去了,1987年去香港从商。
  现在,让拍电影她也不想玩了。2009年,叶向真和先生从香港回到内地,和母亲守着父亲叶剑英住了30余年的老宅,全心致力于推广儒家传统文化。时代更迭,父辈意志带来的沉重使命愈加清晰而紧迫——“你要想不亡国,就得推崇传统文化。”
  这位在“红二代”中极具号召力的“向真大姐”跟许多红二代不一样,她发声的支点并无明显的革命传统与红色印记,而是记忆里父亲满屋子古书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
  叶帅希望向真学园艺。能对国家有“直接贡献”
  这些天,叶帅故居门口几株白玉兰长满白色的小花苞骨,人人都觉得美,叶向真却可惜,“枝杈没剪好,长的花骨都太小”。叶向真对植物的栽培兴趣很大程度上源自父亲。父女俩人曾在这座小楼的院子里,种过各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有一回,向真在院子拾了片枫叶给父亲,父亲隔天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句。父亲希望女儿能学园艺,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人。当时得知向真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一个星期没跟她说一句话。
  叶帅故居进门处,是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会议厅。在单调的70年代,跟二女儿向真一起在这个厅里看电影是叶剑英的重要娱乐活动。“那时没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向真回忆,除了看国内一些意识形态正确的影片,他们也看宣传部门从海关中途拦截的“过路片”,“什么题材都有”。
  青少年时期的向真性格活泼,文体活动无一不爱。“非常活跃”——她对父亲也有同样的形容。一生戎马的叶帅,精通琴棋书画,不光喜欢跳舞、钓鱼、游泳,有雅兴时也会写写诗。兴趣广泛的他有点担心与自己很像的女儿向真——“蹦蹦跳跳,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不能投入地做一件事情”。在向真首任丈夫、著名音乐家刘诗昆的回忆里,向真拉着父亲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他演奏《梁祝》,就此一对年轻男女因为“喜爱文艺”而相识相爱。在这位前女婿眼里,叶帅是个少见的有“人情味、家庭味”的高级领导人。
  向真的秘书周小姐告诉记者:“叶老师从不发脾气,性格温和。”这种性格特质,其实也源自父亲。向真记忆中,在饭桌上常开玩笑的父亲,对子女从未有过真正的打骂。在叶帅生前的卧室里,正对床的墙上挂着叶帅母亲的照片。周秘书说:“叶帅希望随时都能‘看见’母亲,他很讲究孝道。叶老师也是,她对她母亲很孝顺。”从2009年起,向真为照顾母亲,内地、香港来回两头跑。这些年来,兄弟姐妹中唯有她守着宅子。“没有家哪有国。家是一个民族的细胞。”向真说。
  故居办公厅里有一张旧败的灰黄色斜躺椅,边上一张小桌,摆着两部电话。我们建议向真坐在椅子上拍张照,她摇摇头:“那是老人家生前坐的,我们从来不坐。”她记忆中的画面,就是父亲经常坐在这里读书,读古书。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在牢房里养过蚂蚁
  在红色家庭长大,向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样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向真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反对老红卫兵搞“血统论”的向真成立“信仰论”的少数派组织,轰轰烈烈地“绑架”彭真,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如今的向真坦然承认当时的思想有点激进,她认为这更多是时代大背景造就的激进,“所有的大学生都满腔热血,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谁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渐渐地,她发现事情闹得开始不像话了:“很多人没有理智,拿开水浇人家头。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有,刑罚和体罚再怎么都不应该有,那是流氓行为。”“我们应该承认,‘文革’是错的。”谈起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为“文革”道歉的事,向真的回应是:“小鲁这样做是对的。当时他们很多中学生失去理性,做出了伤害人的举动。”
  涉及自己的反思,她迟疑了会儿,表示:“我们当时还是比较理智的,只写大字报展开思想上的讨论,没有伤害人的举动。当时很多自杀的人,医院不抢救,认为他们是反人民的‘敌人’,我们见到了就赶紧把人送去医院,并以红卫兵的身份去说服医院必须抢救。”
  1967年2月,叶帅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火猛击桌子。之后,因“二月逆流”问题,他不再担任军队重要工作。向真清楚父亲当时的想法:“军队不能动,军队如果垮了就等着别人宰割,再闹就亡国了。”很快,视叶帅为眼中钉的江青将叶家6个子女都关进监狱。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想法子找些新鲜玩意解闷。比如培植扫帚上的苗,把头发扯下来绑在牙刷上当毛笔练字;她还养过蚂蚁,让它们搬东西。在监禁的日子里,她最反感的是一举一动时时被门上的洞眼监看着,睡觉不能关灯,脸要朝外……“这段经历实在太不好玩了。”
  1976年10月6日,仍然控制军队大权叶剑英79岁,按照他的部署,“四人帮”一举被摧毁。“父亲非常有谋略。”向真认为,这个时刻,历史选择了父亲。
  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她一生的信仰
  1970年出狱后,考虑到在管文化的江青手下做事“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向真没去拍电影,进入北京医学院学医。但她还是放不下电影。1978年,她取了“凌孜”的笔名,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当时大多电影很政治、很说教,向真想拍一部“展现被压迫的人会抗争、有爆发力”的作品,于是她和后来的丈夫、摄影师罗丹拍了一部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原野》。曹禺看电影后夸奖:“更凝练了,比原作好。”叶帅看完后理解了女儿:“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1981年,《原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40岁的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入选。她记得在威尼斯一进餐厅,餐厅的演奏人员立刻演奏起日本歌曲,都以为她是日本人。但当时在国内,大家为饰演女主角金子的刘晓庆应该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两个争论不休,电影被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等罪名而禁演。“只能外销,禁止内销。”1988年,电影《原野》解禁,万人空巷,人们试图看到传说中的裸体镜头。后来,向真的第二部电影《风吹唢呐声》又入选夏威夷电影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片产又被规定:“不能外销,只准内放。”
  “这些领导完全不站在民族的立场考虑问题,这就不好玩了嘛。”向真把“不好玩”三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她最终“逆转”风格,拍了一场“闹得稀里哗啦”的喜剧《三宝闹深圳》,就跟电影说“拜拜”了。多年后,当时尚在世的导演谢晋打电话劝她:“凌孜,你应该拍电影。”她说她不玩了,老了,她要做“该做的事情”。
  聊了两个小时,往事一幕幕掀起,在某个瞬间,向真的语调不复平缓,取而代之的是激昂愤怒。“我问你们,你们听国歌什么感觉?听到国歌,我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她眼睛直直地看着记者,一字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许多人觉得:做美国人比做中国人还好。你们怎么想?清朝时那么多留学生都回来报效祖国,现在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奴化的思想,一种卑琐的心态。”继承父辈的理想,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一生的信仰。而传统文化的丧失,在她看来,意味着有亡国的危险。说起因贪污、受贿而被治罪的“红二代”薄熙来,她只有简单一句评价:“家教不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大道理,更多是传统礼节的言传身教。每次家里来人,叶帅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这次,向真大姐也做了同样的事,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陆德:他们打天下不是为了我们能当官
  从失业率谈到土地流转政策,从房地产趋势谈到教育产业化方向……说及每个方面,陆德都掌握着充分的数据,引经据典,观点犀利。他希望自己能继承父亲的优点——“实事求是,敢言敢说。”
  亚洲院士、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陆德是前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长子。这些年陆德的声音一直活跃于各种媒体平台,作为父辈共产主义理想继承者,责任感驱使他积极发声。
  “在哪儿,我都说‘文革’是错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还看不出对错?能不能原谅‘文革’?我的观点是能改就能原谅,不改或者反过来说‘文革’好,我就不能原谅。”
  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书呆子”
  1942年延安最困难的时候,陆德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当时党中央政府只有一头奶牛,朱德命令把每天给首长的一瓶牛奶省下来给陆德喝,他才活下来。由此,父亲给他取名陆德,要他“以德报德”。在干部子弟云集的中南海里长大,陆德记得父亲教诲得最多的就是“不能搞特殊,自力更生”。他记得小时候,从中南海出发,他常跟陈毅的长子陈昊苏一起骑自行车上学。“哪像今天有些官二代上学有汽车接送,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陆德上大学前,父亲着重指引他读了几本书:(《道德经》、《辩证论》和《实践论》。在陆德眼里,父亲是个文化人,跟那些打仗出身的老干部不一样,从不命令子女干什么,更多是教导他如何辩证地思考问题。在陆德眼里,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书呆子”。上世纪60年代,陆定一和林彪思想上存在很大矛盾。林彪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陆定一反对:“如果到了顶峰,马列主义就不发展了,就死了。应该讲‘高峰’,高峰上面还能有峰嘛。”
  “文革”前,父亲曾特意找几个孩子谈话,指引他们在选择自己前途时郑重。“不要去当官,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陆德后来才明白,“父亲早就认识到主席提及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了。搞科研,起码能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文革”初期,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陆定一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员。父亲倒台后,陆德也被抓进监狱,和50多个老干部的孩子一起关了6年,在狱中他的一条肋骨被打断。陆德无法理解当时毛主席的行为。他不讳言曾经公开承认犯过左倾错误的父亲对毛泽东也有过个人崇拜。“革命时形成的思维定势了,一旦他跟主席想的不一样,他首先怀疑是自己哪里出问题了。”如今的陆德,认为父亲被打倒是可以预见的。“他身为党的笔杆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不可避免。”疯狂的政治斗争更早涉及了陆德的母亲。1966年春,陆德的母亲严慰冰因向叶群写匿名信,被送进看守所。父亲一直不能理解陆德母亲的行为。有领导说,反对叶群应该光明正大。陆德心想:“公开干,死得更快。”
  还没工作父亲就倒台了,陆德自认并没沾上什么光。很多年之后,女儿跟他吵:“我沾你什么光了?”他心想,就要你自力更生,老一辈打天下不是为了你们当官。   历史是血写的
  陆定一在狱中被关押了13年。监狱开放探望的时候,邓小平妹妹邓先群让陆德给父亲带句话:“一页半页纸的检查要写,要给主席一个台阶下。”最后陆德还是没见着父亲,一位领导对他感慨:“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他是我知道的中央委员中唯一没有揭发过其他人的老同志。”“这就是陆定一。他最早一个被关进去,最后一个被放出来。”陆德去接父亲出狱的那天,父亲笑眯眯的,说:“都是投降的话就没有历史了。这就叫做历史,历史是血写的。”
  总以为冬去春来,历史的风暴却一遭接一遭。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开会之前,陆定一叫陆德到京西宾馆长谈,开头来一句:“我这几天要跟中央谈谈我的想法,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有件事我不提就没有人提了。”陆德不解:“‘文革’都结束了,还要做什么心理准备啊?”
  之后他听说事情的始末。这场会议结束前,陆定一提出:“不建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入党章。‘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界定不清,容易一刀切。”当时很多中青年中央委员鼓掌,全场乱了。最后,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定一讲的有一定道理,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十年不变。”“父亲就是这样,不趋炎附势。”
  红色家庭不存在“儿女情长”,陆德看到的更多是父亲对党的感情。出狱后中央给父亲恢复党籍,补发工资,他记得父亲写了封信表示:“十多年没给党工作,十分愧疚,不能拿。”
  改革还得自我革命
  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电子技术专业毕业后,陆德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能源研究会工作,弟弟妹妹也一一成为技术型干部,无一人走仕途。
  80年代,中央要求学历较高的干部到地方锻炼,陆德到了河南工作。当地官场排挤外派官员很有一套,北京下去的六个干部中四个被排挤下台。倍感艰难的陆德回北京找父亲诉苦,还流泪了。父亲很严厉地说:“改革就是一次革命,革命要付出代价,甚至于生命的代价,你要走好这条路。”1994年,陆德回到北京。两年后,父亲陆定一去世,去世前的最后两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说话,”
  近20年来,沉重的焦虑压着陆德。“中国的新闻定义是陆定一提的,‘事实是第一位’。但现在做得到吗?陆定一冒死保住故宫,但你看现在北京拆成了什么样!”陆定一去世10周年前夕,陆德整理出父亲的十大“反思”上呈中央领导同志。此文在《炎黄春秋》刊出,其中一条是,“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另一条是“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同时,陆德也积极参与红二代的各种纪念会议、活动。跟多数红二代一样,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让陆德重拾一定的信心。他赞赏习近平推崇的新理念,比如国家治理。“只有国家退出,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改革还得自我革命,你要让我降工资,我也积极支持。”
  陈人康:
  父辈打天下不是为了一小撮利益集团
  出于根深蒂固的“军队”情结,陈人康时常会穿军装。采访那天,身穿绿色军服让他在人群中很显眼。
  这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四子陈人康早已远离权力中心。跟许多泯然于平民的红二代一样,他不愿只活在回忆里。2009年起,他在“红军后代授课团”里任教,这个平台已然成了他延续父辈理想的主要载体。对于父辈打下来的江山,陈人康有一个担忧是:“怕就怕有些党员背离自己的信仰,背离人民。人民不跟你走了,这是大问题。”对外界的骂声,他提高音调:“共产党怕骂吗?共产党就是在被骂被屠杀当中站起来的,共产党是骂不倒的。秀才造反不足以畏惧。”
  “我爹都不信孔子,我来讲孔子?”
  在陈人康的印象里,父亲不是一个慈父,更像威严的上级。从军后,他每次见到父亲都被要求敬军礼,然后才叫爸爸。陈士榘对子女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你们的父亲。”长年在军队里指挥作战的风格被带入家中,陈人康记得父亲很少拉家常,说话多数是命令口吻,没得商量。
  这样的父亲,在饭桌上进行忆苦思甜和革命传统教育是常事。“9岁时,我跟着你爷爷一起从武汉坐日本人的船前往湖北荆门老家,谁料行李丢了,你爷爷去询问船上的日本人,结果被狠狠训斥了,我上去帮腔,结果被日本人扇了一大耳光。”父亲给陈人康讲这个故事,希望儿子明白,丧权辱国是他投身革命推翻旧制度的根本动力。
  对毛泽东,陈人康相信父亲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从井冈山革命开始,陈士榘习惯了相信,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做的决定都是对的。这种崇拜体现在每一件日常小事中。14岁时,陈人康曾用4个毛主席像章,换了一件军服,陈士榘知晓后勃然大怒:“你怎么能拿毛主席当商品交换!”父亲给妹妹洗衣服时,也不忘叮嘱:“洗衣服最重要的是领子和袖子(取‘领袖’之意)。”在父亲最后的弥留之际,家人曾忍不住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她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毛泽东。”
  父亲对毛主席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深受影响的他也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听说叶向真在推崇孔子,陈人康的反应是:“你知道国外的领导人都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又有几个人会说孔子?我爹都不信孔子,我来讲孔子?”
  讲儿女情长?太尴尬了!
  少年时的陈人康认识到,在讲阶级斗争的火热年代,自己不是某个个人的后代,而是国家之子。在这样的红色家庭中,亲情伦理几乎被剔除在外。在典型的革命家庭,儿女情长是“四旧”的内容,要被革命去除。陈人康曾跟父亲说,家里也应该讲讲儿女情长。“父亲说,我们跟随主席出生入死闹革命,哪还有什么儿女情长啊!”说完父亲哈哈大笑,笑得陈人康尴尬不已。就此,他更加理解了,“解放全人类,要流血牺牲的,没什么放不下的”。
  “文革”来了,仅仅因为讲了一些江青的坏话,陈人康的母亲被抓进监狱,父亲没说一句话,更别提去秦城监狱探视。陈士榘对子女说:“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们不能选择母亲,但可以选择走革命的道路。”在那个非左即右的年代,陈人康理解父亲的作为。即使到了今天,陈人康也说:“母亲自己说话不谨慎,自己犯的错误要自己承担。这是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党委书记怎么去看一个反革命分子?”   1966年,眼见母亲成为反革命分子的陈人康,对“文革”产生了怀疑,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等大字报。因为大字报,陈人康被民警抓住送到工程兵保卫处,保卫处正想把他放了,陈士榘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陈士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关了40多天的陈人康被释放回家,父亲欣喜地说:“小人康,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
  对这段往事,陈人康对父亲毫无怨言。“你想毛泽东都认可了,我当时也觉得是对的。”“文革”中终究不倒的陈士榘在“文革”后遭受审查,最终证明他与“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但党内地位却受到了影响。当年,不到17岁的陈人康“靠着父亲的一点面子”,没有被下放到农村,当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解放军。1972年他上了南开大学,1975年毕业,回到解放军第二炮兵做宣传干事。1984年转业后,过起了再寻常不过的老百姓日子。
  不要去诉革命的苦
  2009年,陈人康加入了江西干部学院组建的“红军后代授课团”。因为看不惯“官话套话连篇”的宣传,他喜欢讲故事,“不说父辈光辉伟大的那些套话,用细节还原当年,让他们了解前辈是怎么吃苦耐劳的。”与陈人康一同加入授课团的70余名授课者,几乎都是老红军的子女,平均年龄64岁,90%以上是退休人员。
  说起贪污腐败分子,陈人康慷慨激昂。“真是深恶痛绝,比你们还要深恶痛绝。我们父辈打天下绝不是为了让这一小撮利益集团得利。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我们要的是共产,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资源。”有一次,陈人康去某省参加会议,有关部门用警车开道,他去参观名胜景区,也一路警笛轰鸣,享受特殊待遇的陈人康心里不是滋味,“这太脱离群众了”。
  而红色教育在陈人康身上刻下的另一个印记是“艰苦朴素,别指望老的”。他清晰记得父亲“曾痛斥摆宴席的作风,他自己就一碗清水过了最后一个生日”。所以,陈人康说他不能理解那些腐化的“后代”。
  当然,对年轻人,陈人康还是充满希望。他给80后大学生村官讲课,那些年轻人找他照相签名,他很欣慰:“他们都是追星的年纪,还来找我签名,起码还是认同我们的信仰。”让他意外欣喜的是,一些曾对历史感到陌生、排斥的红三代,“竟然也有了红色情结”,甚至抱成一团。有一对在课堂上相爱的年轻人,穿着红军军服办了场婚礼,陈人康的女儿穿着红军军服做了伴娘。陈人康曾鼓动自己的女儿和其男朋友一起来到井冈山课堂了解先辈的故事,他很欣慰他们听进去了。在“教育党员干部”的课堂上,很多年轻学员听了父辈的事迹掉眼泪。
  课余间,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干部的后代总想为父辈鸣冤,这让陈人康很头疼,他觉得“不要去诉革命的苦”。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重新讲述历史,陈人康必须向往昔寻找支撑,却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但他发现,当下许多史料仍然受禁无法查阅。今年1月,陈人康去台湾深度游,“主要看看国民党的史料,听听对方怎么说”。
  (摘自《新周刊》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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