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幸福来敲门吧 忘记过去 坏记性是变得幸福的一大法宝。丽塔梅布朗 如果你总是不肯忘掉过去你就无法变得幸福快乐。你犯过错误吗?你有过很糟糕的经...
还原真实的陈立夫
陈立夫(1898~2001年),浙江省吴兴(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陈立夫本来可以成为采矿工程师和学者,其志向也本不在政治,但陈家与蒋介石的渊源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教育部长
抗战爆发不久,陈立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抗战时期是中国社会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努力。短短7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对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由于中国的大学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再次,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19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能够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此外,陈立夫还大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0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3期推进,从1940年8月~1950年7月,每保(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设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90%以上。从1940~1944年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1944年8月~1950年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
陈立夫晚年在自传《成败之鉴》一书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部长时所做的工作,颇感自豪,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评,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定居美国的生活
1949年10月,失去江山的蒋介石决定重整国民党,这也只是表面的理由,事实上就是要整肃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是当时国民党最大派系,尽管在台湾立法院握有绝大多数席次,但仍面临无法掌握的变局。为消除陈氏兄弟与陈诚的权力争夺力量,1950年8月3日,蒋介石下令陈立夫24小时之内离开台湾。这一天是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也是陈立夫一生中最难堪的日子。
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被迫带着一家大小远离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启程。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系中人。送行的人壮观又热闹,而陈立夫心中则百感交集,突然想起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离开台湾之后,陈立夫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一家人便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定居。靠银行贷款和朋友资助,陈立夫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最兴盛的时候,他们曾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后来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陈立夫的儿子陈泽宠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给鸡打针。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陈立夫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可见陈立夫达观的心态。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屋漏偏逢连夜雨,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次子陈泽宁已获博士学位,均在美国找到了工作,老三陈泽蓉和老四陈泽宠半工半读念大学,亦不须家里负担。陈立夫还可从长子、次子处得到些接济。鸡场被焚后,蒋介石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回台湾工作,开出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院长”等职位让他选择,但陈立夫不为所动,不愿在困境接受“施舍”。 之后,陈立夫将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美国的华侨称之为“陈立夫皮蛋”。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成鸭蛋等。曾经有人去陈家拜访,只见陈立夫和夫人正在包粽子,活脱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此时,他已经完全洗尽了过去CC系领袖的政治铅华。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陈立夫退守有据,有操守,有作为,可谓勘破政治,深得人生大智慧,获得精神的圆满和自足。他能成为百岁寿星,笑傲政坛与红尘,绝非偶然。此时的陈立夫就像耕读的陶渊明,白天养鸡,晚上读古典。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全部编辑,进行解读,编著成《四书道贯》,钱穆认为此书极具学术价值,为之作序出版,竟然成为畅销书。
重返台湾
1967年6月,台湾当局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并提名陈立夫为副会长。为此,蒋介石派人赴美,命陈立夫准备尽快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为表示心意,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
1969年4月,陈立夫夫妇回台湾定居。1978年,台湾即将选举第六届总统,蒋经国对是否出任总统有些犹豫,于是谷正纲、张宝树拉上陈立夫去“劝进”。因为这次“劝进”之功,人们将谷、张、陈三人称为国民党内的“前三老”。20世纪80年代,陈立夫遭到蒋经国不点名批判,陈立夫从此再不过问政治。
陈立夫晚年主持翻译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致力于振兴中国传统医学,担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研究弘扬儒家学说,担任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还先后在台湾政大、师大、文化大学等大学授课。1982年,台湾当局为陈立夫颁发“国家文化奖”。
1988年,陈立夫等人向台湾当局提出两岸互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的提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人“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认为他们的提案“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立夫老而弥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人物。
2001年元宵节,陈立夫在台中安静地逝去,走完了漫长而传奇的一生。
(摘自《百科知识》2013年第10期)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教育部长
抗战爆发不久,陈立夫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抗战时期是中国社会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努力。短短7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对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由于中国的大学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再次,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19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能够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此外,陈立夫还大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0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3期推进,从1940年8月~1950年7月,每保(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设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90%以上。从1940~1944年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1944年8月~1950年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
陈立夫晚年在自传《成败之鉴》一书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部长时所做的工作,颇感自豪,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评,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定居美国的生活
1949年10月,失去江山的蒋介石决定重整国民党,这也只是表面的理由,事实上就是要整肃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是当时国民党最大派系,尽管在台湾立法院握有绝大多数席次,但仍面临无法掌握的变局。为消除陈氏兄弟与陈诚的权力争夺力量,1950年8月3日,蒋介石下令陈立夫24小时之内离开台湾。这一天是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也是陈立夫一生中最难堪的日子。
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被迫带着一家大小远离台湾。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由台北启程。这天早晨,到机场送行的有300多人,大多为陈立夫的门生故旧,即CC系中人。送行的人壮观又热闹,而陈立夫心中则百感交集,突然想起杜甫的两句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离开台湾之后,陈立夫先到瑞士,稍事停留之后迁往美国,一家人便在新泽西州湖林城外的来克坞镇定居。靠银行贷款和朋友资助,陈立夫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两人,最兴盛的时候,他们曾养了6500多只鸡。陈立夫的儿女后来问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陈立夫的儿子陈泽宠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给鸡打针。虽然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陈立夫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陈立夫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可见陈立夫达观的心态。好景不长,随着横贯美国东西的高速公路通车,西部地区大量廉价鸡蛋源源而来,蛋价暴跌,直接威胁到了陈家养鸡场的生存。屋漏偏逢连夜雨,1964年10月,陈家养鸡场附近的森林失火,陈家养鸡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次子陈泽宁已获博士学位,均在美国找到了工作,老三陈泽蓉和老四陈泽宠半工半读念大学,亦不须家里负担。陈立夫还可从长子、次子处得到些接济。鸡场被焚后,蒋介石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回台湾工作,开出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院长”等职位让他选择,但陈立夫不为所动,不愿在困境接受“施舍”。 之后,陈立夫将目光投向养鸡业的“下游产业”——鸡蛋加工上面。陈立夫家中有一个做皮蛋的秘方,陈立夫按秘方做出的皮蛋不仅好吃而且好看,美国的华侨称之为“陈立夫皮蛋”。随后,他又扩大业务,做湖州粽子、年糕、成鸭蛋等。曾经有人去陈家拜访,只见陈立夫和夫人正在包粽子,活脱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此时,他已经完全洗尽了过去CC系领袖的政治铅华。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陈立夫退守有据,有操守,有作为,可谓勘破政治,深得人生大智慧,获得精神的圆满和自足。他能成为百岁寿星,笑傲政坛与红尘,绝非偶然。此时的陈立夫就像耕读的陶渊明,白天养鸡,晚上读古典。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全部编辑,进行解读,编著成《四书道贯》,钱穆认为此书极具学术价值,为之作序出版,竟然成为畅销书。
重返台湾
1967年6月,台湾当局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会长,并提名陈立夫为副会长。为此,蒋介石派人赴美,命陈立夫准备尽快返台定居,并指派专人在台湾为陈立夫督造官邸。当时已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为表示心意,亲自出马为陈宅选址。
1969年4月,陈立夫夫妇回台湾定居。1978年,台湾即将选举第六届总统,蒋经国对是否出任总统有些犹豫,于是谷正纲、张宝树拉上陈立夫去“劝进”。因为这次“劝进”之功,人们将谷、张、陈三人称为国民党内的“前三老”。20世纪80年代,陈立夫遭到蒋经国不点名批判,陈立夫从此再不过问政治。
陈立夫晚年主持翻译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致力于振兴中国传统医学,担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研究弘扬儒家学说,担任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还先后在台湾政大、师大、文化大学等大学授课。1982年,台湾当局为陈立夫颁发“国家文化奖”。
1988年,陈立夫等人向台湾当局提出两岸互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的提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人“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认为他们的提案“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立夫老而弥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人物。
2001年元宵节,陈立夫在台中安静地逝去,走完了漫长而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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