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与犹太朋友的尘缘不了情

作者: 来源: 中外文摘 2014年5期 分类: 美文摘抄 发布时间: 2015-01-26 18:38
  为了整理东西,孙礼德再一次打开母亲生前用过的那个床边柜的抽屉,将一沓沓发黄的书信翻了个遍。突然,有一封写在牛皮纸上的信,映入了他的眼帘,封面上写着“关于犹太人的书的说明”,字是外公的。捧着这十几页纸,孙礼德好像发现新大陆一般,既紧张又兴奋,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里头记载着外公和卡尔的故事,以及这2000册书的命运。
  一个叫卡尔的犹太朋友留下了书
  孙礼德的外公林道志,是这个家庭的传奇人物,也是孙礼德此生最崇拜的人。他出生于浙江黄岩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因为喜欢读书,是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年”。关于他的聪明,家里还流传了一个故事。当年,林道志的父亲好不容易筹了一些钱,把儿子送到私塾念书,可是上了没多久,私塾老师就找到林道志的父亲,把学费退还给他,说:“这孩子太好学了,我教了几天就没什么可教了。”
  天才归天才,穷归穷。十几岁的林道志辍学后就到上海学生意,在商务印书馆里做排字工。工作很苦,有时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是他觉得开心,因为这个机会他可以读书认字,学习文化知识。
  林道志是真的聪明,在读了几本化学方面的书以后,居然自己动手做出了肥皂和复写纸。没多久,他开了一家手工作坊,当起了小老板。这次搬家,孙礼德还找到了一些外公当年所生产的复写纸,把它们作为历史的记忆收藏起来,据说,林道志生产的这些肥皂和复写纸还受到过当时国民政府的嘉奖……
  生活宽裕了一点,林道志就想着要办个学校,以弥补早年没能上学的遗憾。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于是就在现在的虹口区东长治路(当年上海东区华德路怀兴里)的弄堂里找了两栋石库门的房子,办了一所教会小学。
  那个时候,有2万多犹太人到上海避难,大部分都聚集在虹口区的提篮桥附近。卡尔·安格尔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到上海后也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同为教会学校的校长,林道志就和他相熟起来,很快成为了朋友。
  1943年,传说日军要轰炸上海,一部分犹太人开始撤离,卡尔也决定离开。临行前,他来向自己的中国朋友道别,并且重托了林道志一件事。卡尔说:“学校图书馆有很多的书,我没法带走,希望你能代为保管,以后我会回来取的。”战乱年代的嘱托都是沉甸甸的,何况这些书是真的够沉。林道志原本是一个爱书的人,他想了想,还是答应了。几天后,他把书搬到自己家,连同3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一起,经过清点,有2000多册。
  收下书,送别了外国朋友,林道志没想到自己也成了难民。1945年6月,为了避开日军轰炸,他带着一家人回老家黄岩避难。临行前打点行装,妻子儿女都劝他把这些书留下,“我们是逃难,要轻装简行,带着这些书赶路,实在太不方便了。”林道志心想,既然我答应了人家,总是要帮人家保管好的,坚持要把书带上路,“人到哪,书就到哪。”最后,他把2000多册书打包成十几个大木箱带走,把手工作坊里的那些赚钱的原材料全都留了下来。
  一路上也不太平,他们先是遇到了日军的设卡,书险些被没收。后来,他们乘坐的船又遇到了盗匪,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情急之中的林道志拉着船老大,拼命喊:“撑帆,撑帆。”船老大不情愿,说:“无风无浪,就算撑满了帆也无济于事。”林道志说:“你不试试怎么行呢?”这真的是一种巧合,在扬帆的瞬间,水面上居然起风了,风帆助航,他们最终逃过了这一劫。
  抗战胜利之后,听说上海的情况有所好转,林道志又带着全家回到了东长治路。一回来,他们全都傻眼了,两栋石库门房子被炸平了,一堆废墟中,唯一还矗立在那的就是二楼的一个亭子间。经过一年多的改建和修复,全家才得以重新搬入。林道志把2000多册书摆放在那间最坚实的亭子间里,此后它们就一直跟着这个家庭,一“住”就是70年。
  一场雨救下了2000册书
  解放后,林道志的手工作坊和小学都办不下去了,六十出头的他没有其他工作,再没有收入。那段时间,他无事可做,就在家里响应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号召,研究语言教育改革,提了很多这方面的建议,还编写了册子。这期间,几个孙儿相继出生,他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风平浪静的日子过了没多久,“文革”来了。谁都知道,这批书再也躲不过一场浩劫了。
  8岁的孙礼德,第一次对书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天下午,他看到舅舅林尚义用木板死命顶住家里门上的“斯必灵”,外面一片喧嚣,红卫兵们马上就包围了他们这幢房子。林尚义招架不住了,红卫兵使劲拍打大门,有几个还从前面二楼破窗而入,他们把厢房、卧室、客堂间,上上下下的都扫荡了一遍,把值钱的东西全拿走了。最后,他们冲进了那个亭子间,书没有躲过8132兵的眼睛,他们抄起一本,放了20多年的书,页面有点发黄,有人就高喊说“黄色书”,要拉出去烧掉。书被一批一批搬到楼下的一块空地上,红卫兵挖了一大一小两个坑,准备把它们扔进去烧掉。孙礼德和其他兄弟姐妹们年纪还小,不知道这情况有多危急,还在边上凑热闹看。一旁的大人们已经近乎绝望,眼看着无力挽救这批书了,心中只能默默祈祷……
  也许真的是冥冥之中,书不该绝。夏天的天气多雷雨,刚刚还晴朗的天空一下就飘来了乌云,大滴大滴的雨珠落下来了,眼见着雨越下越大,红卫兵们看无法再实行焚书的计划,就把书都运回了亭子间,抛下一句:“过几天再来。”就这样,十几年前一阵风救了这批书,如今又是一场雨救了这批书。
  当天晚上,林道志和儿子女儿一起商量该怎么办,红卫兵已经说了,还要再来抄家的,这次是运气好,书没有被烧掉,可是下次他们再来,恐怕就要保不住了。林道志非常着急,他想到了居委会,想到了派出所,可是琢磨下来都不行,现在的形势这么乱,大家自顾自都来不及,谁还有心来管你这些书呢?最后,林道志想到,既然这是犹太人留给他的书,而且其中有很多是圣经故事书,那不如去找宗教事务局看看。于是,他连夜写了一份“关于犹太人的书的说明”,十几页的材料将这2000册书的来龙去脉统统交代了一番。这也就是如今孙礼德找到的材料,很多年之后,林道志完全想不起这份材料搁哪了……   第二天,耄耋之年的林道志亲自跑到宗教事务局,反复地和人家解释情况,保证说这绝不是“大毒草”,“这也不是我的书,是别人的。”经过林家人的一番努力,宗教局最后下达了封存令,把这批书原封不动地封存在亭子间里。原先放在亭子间里的餐桌也只能搬到走道里,不得已,林家只好在走道里吃了一年多的饭。
  “文革”的这场风波,书最终是安然无恙,但是林家人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因为之前经营过小作坊,又因为和犹太人有过一段交往,林家在多次的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70多岁时,林道志仍然被安排在弄堂里扫垃圾,扫雪,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1981年,92岁的林道志在睡梦中去世。因为尾骨骨折,生命的最后两年,他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他没能再翻阅那些书,也没能等到老朋友,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林道志的大儿子早已去世,小儿子林尚义,也就是孙礼德的小舅舅接替了老人家的班,继续守着这些书。林尚义1978年结婚,婚后就一直住在这套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里。他是一名机电工程师,平时喜欢研究无线电。他曾经和同样爱好无线电的孙礼德说起,什么时候能有比发报机更先进的东西,让我们能方便地和国外联系呢?
  十几年后,他的这个心愿就实现了。上世纪90年代,当计算机刚刚进入普通人家庭时,六十出头的林尚义就开始玩互联网了。在林家已是最年长的他,是所有人中第一个学会发“E-mail”的。那时,他就有个心愿,希望能通过互联网找到这些书的主人……
  孙礼德比小舅舅晚几年结婚,婚后也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石库门房子的居住条件不好,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房间也不够分配。不过,他们都没有动那个亭子间的想法,仍然保留着它,摆了3个大书架。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经济头脑,这让林家人感到忧心。有一次,孙礼德在单位里闲聊,无意中说起家里有些二战时期留下来的书,大伙听了都很吃惊,“这可值钱啦。”有人请孙礼德拿一本来开开眼界,他挺为难,最后思考再三,也没有带去。
  林家人始终有个信念,也就是林道志反复和他们说的那句,“这书是我的犹太人朋友留下的,有一天他还会再回来取”。所以,孙礼德非但没有把书带给同事看,而是和家里人商量了之后,把这些书藏得更好了,因为他们怕有更多的人会在利益驱动下,动这些书的念头。
  动手能力很强的孙礼德花了几天的时间,把3个大书架挪到亭子间的一边,然后在外面钉上木板,还贴了一层墙纸,这样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堵墙。他还搭了个小床,在窗口放了张书桌,从此这个10平米的亭子间就成了林尚义儿子的房间。这2000册书一封又是20年,在喜欢唠家常的老式弄堂里,没什么人知道这个事情。
  没有等到卡尔,却等到了动迁组
  林家都是基督徒,对这些书他们做得最多的就是祷告,希望早日能等到书的主人。2006年,林尚义去世,剩下他的妻子和孙礼德一起继续守着这些书。
  2012年初,上海市虹口区进行旧区改造,东长治路正好在动迁的范围内。这对林家人来说既是好事,也是烦心事。好的是,全家人总算可以改善居住环境了,烦心的是,这些书该怎么办?2000册书可不是什么小数目,搬动它们并不容易,一定会惊动整条弄堂的。而且,就算搬出来了,该放哪去呢?他们的动迁房还没有着落,住上新家最快也得等上两三年。
  孙礼德和妻子商量说:“实在不行,我就专门租个房子放这些书吧。”妻子不愿意,有点赌气地说:“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先把人管管好吧。”确实,动迁在即,人人都是以利益为先,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书呢?
  进入2013年后,动迁的节奏加快了,孙礼德每天都是忧心忡忡。除了要忙自家的动迁事宜之外,这批书的安置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病,为此他辞掉了工作,专心地忙乎这些事。他想,这些书外公和舅舅已经守了大半个世纪,可不能毁在他的手里啊。
  也许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那天,当孙礼德意外发现外公几十年前写的那份说明材料后,他顿时觉得有希望了。果然,他再仔细地翻找了一遍抽屉后,又发现了两封卡尔先生寄给林道志的信和贺年片。信是1947年写的,卡尔向林家人报了平安,说家乡并未在战火中毁损,自己也谋得了一份公务员的差事。信是用打字机写的,因此上面所留的家庭地址非常清晰。贺年片上还有卡尔先生和太太的近照。孙礼德猜测外公当年一定是和卡尔有过书信往来的,因为在外公所写的那份材料上也清楚地记着卡尔在德国的地址,两相吻合,并没有出入。
  有了这些材料后,孙礼德和小舅妈一起找了位远在德国的留学生,请他帮忙写了一封德语的信,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还记得这批书,请与上海的我们联系,我们一直在等你。”然后,他们照着贺卡上的地址寄了过去。
  然而,没过多久,信就被退回来了,德国邮局告知寄信的人“收信地址查无此人”。卡尔一家可能很早就搬走了。孙礼德和小舅妈都很失望,好不容易有了点眉目,却又没有下文了。后来他们才得知,原来卡尔夫妇早就在养老院去世了,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小孩。
  孙礼德和小舅妈没有完全放弃,之后又给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外公的“说明材料”。很快,犹太难民纪念馆就找到了他们,还亲自到亭子间来看了一下,表示很有兴趣要收藏林道志留下的众多物件。另外,他们帮助孙礼德牵线搭桥,找到了虹口图书馆,由他们来负责整理并代为保管这2000册书籍。
  2013年9月13日,离最后搬迁的日子还有十几天,孙礼德拿起工具,将封着书的木板撬开。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20年来,它们还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楼里的老鼠啃成纸屑。当看到木条里头藏着的书橱时,他心定了,当年他糊在外面的挂历纸仍然好好的,这说明书也不会有事。果然,打开橱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一沓沓旧书都是好的。
  说好搬书的日子还没到,那几天的晚上,孙礼德都睡不好,有点战战兢兢。亭子间的门没有锁,边上卫生间的小窗户没有栅栏,他生怕在这最后关头的混乱中,书有一个闪失,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于是,他拿起工具,把窗户钉死,把每一个可以进入屋子的地方都堵上了木条,但就算这样他还是不放心。
  终于,10月12日,虹口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搬书了。算上孙礼德,一共7个大男人,整理了一个下午,几十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从二楼亭子间里搬出来。大书架也被犹太难民纪念馆运走了……看着眼前空荡荡的亭子间,孙礼德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和这些书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突然被搬走了,心里多少有点舍不得,这是外公留给他们全家的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再转念一想,书放在图书馆里,是如今最妥当的安置,对过世的外公算有了交代,他和舅妈也可以安心地离开老宅了……
  (摘自《现代家庭》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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