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者的死亡之路

作者: 来源: 中外文摘 2014年5期 分类: 美文摘抄 发布时间: 2015-01-26 18:38
  杀人者与被杀者同样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的命运从未有过交集,最终却在一桩普通的征地拆迁事件中,两败俱伤;整个过程中,双方都越过了正常途径,脱离了法治轨道,并以生命的代价收场
  看到妻子顾盘珍被拆迁人员重重打倒在地,64岁的范木根抽出别在腰间的杀羊刀,回身便刺了出去。
  这一幕發生在12月3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苏州市通安镇严山村范木根的家门外。最终两人身亡。
  其中的一名死者名叫胡玉龙,年仅24岁,是拆迁公司新员工,父母都是下岗职工,中专毕业后,换过多个工作。如果不是这场意外,他明年就要结婚了。
  范木根和胡玉龙,年龄相差40岁的两代人,他们因拆迁而相遇,并在面对面的那一刻起,便成了敌人。杀人后,范木根并没有逃跑,而是呆呆的站在原地,等待警察将他带走。最终,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其刑拘。
  贫民区里的青年
  46岁的王丽是大润發超市的收银员,12月3日早上9时,她换上工作服准时出现在了收银台上。她工作很努力,因为儿子胡玉龙明年就要结婚了,她希望多赚些钱,把儿子的婚事办得风光些。尽管她的工资每月只有两三千块。
  王丽的家位于苏州市古城区一个老小区里,街道很窄,两车相错要花上三分钟,半空中电线纵横交错,商贩们沿街摆摊,空气中都是油炸食品和麻辣烫的味道。
  小区是80年代建的,是苏州航运公司的退休职工楼,楼道逼仄,没有灯,伸手就可以触碰顶棚。
  王丽家是一室一厅,面积40多平方米,是公公留下来的。公公从航运公司退休后,丈夫接了班。当时王丽本人也在航运公司做临时工。1989年9月,胡玉龙就出生在这里。
  大约在2001年,航运公司倒闭,丈夫拿了些买断工龄的补偿,做了多年临时工的王丽则没有任何补偿被直接辞退。
  一筹莫展的夫妻二人开始再就业。丈夫后来做了小区保安,王丽成了超市收银员,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张。胡玉龙初中毕业后没有读高中,而是上中专学习管理专业。
  毕业后,胡玉龙的工作一直不稳定,连母亲王丽都记不清他做过多少种工作。胡玉龙最近一份工作是推销酒,但酒厂今年春天关了门,胡玉龙便又失业了。
  邻居们都对胡玉龙印象不错,说他很懂礼貌,每次见面都会主动打招呼。小区门口杂货店的老板娘记得,胡玉龙每次来买烟,开口便叫“阿姨”,买完还说“谢谢”。胡玉龙抽的烟很便宜,一般是10块钱一盒的南京牌。
  胡玉龙在两年前找了个女友,女方家境很好。胡玉龙因此有点着急,很想找份稳定的工作,多挣些钱,不想被外人看不起。
  为了胡玉龙的婚事,王丽和丈夫去申请了苏州市政府的廉价房,政府支付10万多,自己支付10万多。东拼西凑,王丽为儿子买了这套婚房,“结婚总得有个窝吧”,她说不能让儿子和自己挤在这处老房子里。
  王丽还东托人西拉关系,帮儿子找了份公交车驾驶员的差事。不过,胡玉龙的一个小学同学拉他去拆迁公司,王丽和丈夫几次阻拦,但因为想和同学在一起工作,胡玉龙还是想去拆迁公司。3个月前,胡玉龙正式入职,月工资2000多元,公司领导还借给他一辆旧汽车,让他开着上下班。
  父母深知拆迁会得罪人,叮嘱他拆迁时千万不要跟人起冲突。
  最后的钉子户
  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10月,胡玉龙所在的苏州中诚拆迁公司,与苏州西郊的通安镇安置补偿办公室签订了委托协议,由他们开展拆迁工作。
  上班地点离家远了,胡玉龙因此不常回家。据镇上居民介绍,中诚拆迁公司此次任务很“艰巨”——动员坚守了多年的钉子户,签订拆迁协议。范木根便是其中之一。
  范木根家位于通安镇严山村7组。这是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灰白色调,木门宽大笨重,门前有一块菜地,种满了白菜;房后羊圈里有二十几只羊,饿得咩咩叫。
  范家世代居住于此,现在的房子是范木根1996年翻盖的,花了两三万元,几乎是当时家里的全部积蓄。
  房东有条马路,名叫潇湘路,路对面是座无名小庙,里面只有一座观音像。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便有人到庙里烧香求福,范木根的妻子顾盘珍也从不落下。
  2003年3月8日,苏州市虎丘区政府在村中發布了一张公告,宣布将对包括严山村在内的十多个行政村开始动迂,为苏州高新技术开發区的建设铺平基础,“逾期不执行者,将予以强制拆除。”
  同年10月24日,政府再次發文,要求正在动迁的十多个村庄的所有耕地,秋收后不许再种植,已有苗木必须迁移。所涉及上地共有9905亩。
  范木根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大儿子范永海在通安镇上开了一家快餐店,二儿子入赘去了别人家。由于是入赘,动迁办不给其安置房,但范木根认为,小儿子户口还在范家,有权利得到安置房,这也是他一直拒绝签字的理由。
  10年过去,范木根成为了严山村最后的钉子户。范家有3市多地,都被征走了,范木根就在门前种点蔬菜,顾盘珍隔三差五摘些拿到镇上卖。范木根在屋后建了羊圈,养了近100只羊。高新区开發步伐缓慢,被征走的土地都荒了,反而成了范木根放羊的好场所。除此之外,他还时常到镇上打一些零工,补贴家用。
  邻居的房子陆续拆掉,范木根和顾盘珍生活日益冷清。每到烧香的日子,才有老乡到范木根家坐一坐,喝上杯水,叙叙旧。
  整个通安镇,自2003年实施拆迁以来,共涉及3736户,截至今年12月3日,已经拆除3698户,占总户数98.98%。
  恐惧与防备
  胡玉龙所在公司的5名拆迁人员,第一次到范木根家是在2013年10月末。
  他们先是请范木根去动迂办谈判。动迁办当天与范木根谈的价格是75万元,范木根当场没有同意,不过回到家后,经家人劝说,他基本同意了这个条件,并准备第二天去签字。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熟睡中的范木根夫妇被破碎的玻璃卢惊醒,他们看到有人影从窗前跑过——玻璃是被人砸碎的。   但是,范木根第二天依然去签协议了。不过,大儿子范永海说,父亲發现拆迁协议的补偿款又变成了71万元,很生气,没签字就离开了。
  鉴于前一夜發生的事情,范木根认为住在家里已经不安全,便让妻子去大儿子家里住,自己则去了北京。临行前,他把家里的大部分羊卖了,只剩二十多只,顾盘珍白天回去照看。
  11月初的一天,顾盘珍回家喂羊,被拆迁人员堵在了家中。顾盘珍回忆,那些人没收了她的手机,吃了家里的山芋和鸡蛋,不让她出门,把家里的杀羊刀、菜刀、钉耙等农具都扔到了门前井里。顾盘珍知道这些人是来逼他们签字的,但她表示,丈夫不在家,她做不了主。直到当天下午6点,拆迁人员才让她回到了大儿子家。
  不久,范家的羊莫名其妙少了两只,玻璃再次被砸,电线也被破坏。
  这不是范木根一家的经历,附近村里的钉子户也都反映了类似事件。珠庄村的钉子户、63岁的顾纪福说,他是在被“软禁”多日后,去动迁办签了字,时间就在11月中旬;平王村的曹天水一家也曾被拆迁人员困住,不许走动,在家中搞破坏,“还把我家的鸡烤着吃了”。曹天水最后终于同意签字。
  范木根在北京躲了将近一个月,于11月25日回到了严山村。
  他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提交了一份《依法持枪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所居住的地方已成为故意破坏百姓房屋,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犯罪的重灾区……我渴望依法拥有枪支,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我保证不伤害无辜”。
  顾盘珍说,范木根把申请书分别寄往三处,她不知道具体寄往哪里,但她确信几天后范木根收到了回执:依法持枪申请未被允许。
  老木根
  范木根今年64岁,身高1米72,肤色黝黑,颧骨凸起,瘦长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头發白了大半,身形有些单薄。
  出了拆迁这件事,范木根加入了苏州拆迁访民队伍,还得了个“老木根”的名号。一是因为他年龄大,二是因为他话不多,甚至有些木讷。
  10年来,范木根去了十几次北京,每次一般十多天,但从没有回音。
  范木根小学文化,出身贫寒,年轻时和哥哥都当了兵。哥哥去新疆,他去了内蒙古。4年后,范木根复员回到家乡,正好赶上“文革”。当时外面有一些关于哥哥的传言,称其生活不检点,哥哥不堪受辱,吊颈而亡。范木根成了家里顶梁柱。
  利用在部队学的知识,范木根当了村干部,后来又调到镇里矿上,成为工人。1981年二儿子出生后,属于超生,他因此丢了工作,重新回村务农。
  范木根保留着成长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倔强。他每天必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發生的大事;家中墙上一直挂着一张毛主席年轻时的照片,上面写着:“最高指示,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儿子说这张像有几十年了,他几次要扔掉,父亲都不肯;村民们也说,范木根遇事爱讲句公道话,尤其在拆迁的事情上,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拆迁办的人。
  “他是当过兵的,不主动欺负别人,但也不让人欺负。”一位村民这么形容范木根的性格。
  不过顾盘珍说,老夫妻俩其实一直很害怕,写遗书或申请持枪许可,不过是范木根给自己壮胆,因为他们在外躲避期间,有人来砸玻璃,其中一块玻璃正好落在丈夫的枕头上,如果在家,可能命都没了。
  以死亡的代价
  从北京回苏州后,范木根也没敢回家住。12月1日,二儿子让他回家杀羊,原来的杀羊刀被扔到井里了,范木根便又买了一把长20厘米的木柄尖刀。
  12月3日,范木根要去吃亲戚家孩子的满月酒,便决定12月2日晚上回家住一晚,洗个澡,换身衣服。
  12月3日上午10时许,范木根正在洗澡,曾来过他家的5名拆迁人员又来了。顾盘珍赶紧用桌子和木棍顶住门,拆迁人员不停在门外踹门,并喊:“终于把你们堵住了!”
  此时,范木根洗完澡,朝门外喊话:“你们做不了主,不要逼我,你要这样逼得我没有办法,我可拿刀了。”
  范木根随后报了警,并打电话通知儿子范永海,希望儿子能把他接走。
  11时左右,范永海连同几名亲属赶到,5名拆迁人员走过来与他攀谈,范永海说谈不拢没必要谈。此时,四名辅警也赶到现场。
  范木根见儿子带了人,就把杀羊刀别在腰间,想开门离开。门一开,就有四名拆迁人员冲上来架住了他,并想把他拽走。辅警上前劝说,但拆迁人员并未放手,双方一直拉拉扯扯但没有肢体冲突。
  这时,一辆面包车突然疾驰而来,从车上下来3人,手持伸缩棍,下车后便开始殴打。范永海左眼角受伤,范木根头部中棍。为了保护丈夫,顾盘珍看到伸缩棍朝丈夫袭来,下意识地伸出胳膊去挡,被直接打倒在地,后经诊断其右手肱骨骨折。
  看着妻子和儿子被打倒,范木根抽出了藏在腰间的尖刀,回身便刺了出去。
  据虎丘警方通报:40岁的柳明带领胡玉龙等人持伸缩棍到现场,双方發生扭打。其间,柳明等使用伸缩棍对范木根及其妻子、儿子等实施殴打。同时,范木根掏出尖刀刺中胡玉龙胸口,又追上柳明连刺两刀。胡玉龙被送至医院时已经死亡,柳明经抢救无效死亡。
  大约中午12点,正值休息时间,王丽刚刚回到更衣室,便接到了丈夫的电话。“儿子出事了。”丈夫说。王丽最初还以为是出了车祸。
  胡玉龙的遗体被运至殡仪馆三天后,王丽和丈夫才得以见到。她的世界崩溃了,整天以泪洗面,哭肿了眼,哭哑了嗓子。她给儿子在家中和殡仪馆各设了灵堂,很多朋友来吊唁,也有不少花圈。
  王丽始终不相信儿子会出手打人。她说,玉龙是最后去的,是“替死鬼”。胡玉龙不久前还向她承诺,干到年底就不干了,换一份安稳的工作。
  案發后,虎丘区拆迁管理办公室主任沈锦龙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双方签订协议明确约定,拆迁公司工作人员应遵纪守法、文明和谐地开展工作,如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存在违法违纪、侵害他人人身及财产的行为,应由拆迁公司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2月9日,王丽挣扎着去了派出所,为她刚满24岁的独生子办理户籍注销手续。身份证上的胡玉龙,四方脸,面容清秀,带有孩子般的稚气。
  范木根的房屋依然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上。它成了一个景点,每天都有四邻八方的人来围观。警方从井里捞出了菜刀,其他物件还在打捞。
  屋内墙上的日历停留在了12月3日,在日期的绿色大字下方,用小字写着:十一月小,初一日;宜:宴饮、协议、买田、买地,忌:求医、诉讼。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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