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三篇

作者: 来源: 中外文摘 2014年7期 分类: 美文摘抄 发布时间: 2015-01-26 18:38
  在故乡我众叛亲离
  “异类”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大,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间有个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确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学校领导出于“维稳”,安排柴会超躲起来,并暗示其不能承认动手。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6年6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现在还仍然是一名教师。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给我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他起初不想跟我去投案,说那样会众叛亲离。但最后还是醒悟。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长痛不如短痛”。弟媳知道大事不好,马上电话追过来,说你若投案,“咱全家全完了”。柴会超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后来,我曾将我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他正色跟我说:你错了,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后来的进展印证了同学的话。死者家属非常强势,在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后,家属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对柴会超的律师发出死亡威胁。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面,义正词严地说:很明显,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母亲说我错了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惟一的支持者。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随大流,搞特殊不会有好结果。”母亲越说越激动。
  在沉默一阵之后,我开始反击:“如果我真‘随大流’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我指的是前年母亲那次住院的经历。在柴会超出事之后,她的心脏开始不好,终于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当时我在上海,弟媳打电话来时,母亲被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医生建议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家里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后征求我的意见。
  我六神无主,立即打电话向两位上海医生朋友请教。后者在详细问明情况之后,均认为万不可上呼吸机。因为母亲的呼衰是心衰引起,切开气管纠正呼衰,可能进一步刺激心衰导致死亡。
  我听取了朋友的意见,拒绝了当地医生气管插管的建议。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呼吸好转,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一周后出院。
  后来我知道,在帮我做出决定时,我的朋友备感压力。因为帮我做出的这个决定,依据的是病人病情及治疗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经过几手传递,已不能完全百分百真实。一旦出错,将可能铸成大错。
  至于当时处理的医生为何决定要上呼吸机,医生朋友认为可能主要是缺乏经验和不愿承担责任的缘故。这个我能理解。这些年做医疗报道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医院一些鲜为人知的潜规则。比如,有的医生为规避风险,会夸大病人入院时的病情。母亲入院后如果上呼吸机,就说明病情极为严重。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只能归咎于病情本身。
  虽然我以这个例子勉强说服了母亲。但其实从内心里,我已对当初的决定产生动摇。我知道,母亲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样,至少结果不一样。我有时在想,假如母亲那次没能救过来,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或者,假如“谈话死”事件柳暗花明、柴会超被判无罪的话,那么我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不可更改,它充满了悖论,让我无所适从。
  我现在仍在为柴会超申诉,某种程度上是在尽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然而,我马上又面临新的困境。我听说,根据监狱里的潜规则,申诉将会影响到减刑。而让柴会超尽快出狱,是家人的共同愿望。他们很难接受我在他们认为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实似乎又要给我上一课:我做得越多,给亲人带来的伤害却可能越大。   “对不起父老乡亲”
  去年年初Z县的全县干部会议上,面对电视直播镜头,时任县委书记在讲话中突然脱稿,不点名地批评我这个Z县养育的“小小记者”,斥责我“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对不起Z县的父老乡亲”,“无脸再进Z县这个门!”
  他说的并不完全错。实际上,自从经历弟弟的事情之后,我对家乡越来越产生一种陌生感,我从内心开始排斥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被县委书记骂了之后,我更是有意疏远一些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以免他们因我受到牵连。好在书记后来调走,我以为我在z县的负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亲住院的经历,让我重新摆正了自己在家乡的位置。
  我的家乡Z县原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县。但近十几年来,在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腾飞,GDP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我所在的那个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已到工厂上班,年轻人大都买了车。像我们这样孩子靠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家,早已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是,在家乡“跨跃式”发展的同时,一些我熟悉和眷恋的东西,却渐渐一去不复返了。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后,情况更加如此。
  其实,县委书记生我的气,主要缘于我2012年下半年写Z县高利贷的一篇报道。在书记看来,这篇报道是我对县里处理“谈话死”事件不满而产生的报复。
  柴会超出事的时候,Z县的高利贷正如火如荼,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放贷”,家乡因此危机四伏,甚至连卷入其中的警察也被杀死。但奇怪的是,危机多潜伏在水下,Z县表面上仍一片和谐。以至于当初我几次回家,竟然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风暴一无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会超一审宣判之后,我回家后听父亲说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六十万元放高利贷,结果被人骗了。表哥向堂弟追债未果,喝醉酒到我家扬言要找黑社会把堂弟做掉。
  之后我陆续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贷中损失了近十万元;另一位较远的亲戚,因为卷入高利贷已经离婚外逃。我还有一位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后曾言之凿凿地跟我说没有参与。可这次回家我才听表姐说,他损失了30万元,有一阵已经窘迫到连车都不洗的地步。后来柴会超也在监狱里写信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曾打算从银行贷款30万放出去,以赚取可观的利差。如果不是因为“谈话死”事件,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我在做那篇关于Z县高利贷的报道过程中,遭遇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实质性危险: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个村子被一个放高利贷的大户殴打。我高声呼救,没有一人理睬。最后直到我亮出记者证后对方才收手。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惧。我恐惧不是因为打人者的凶狠,而是因为旁观者的麻木。
  我写z县的负面报道,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议:不碰自己老家,本是这一行的不成文规矩。他们可能和县委书记一样,认为我的确出于私心。
  其实,写这篇报道的动机,如果说跟“谈话死”有关,那就是在履行同一个信念: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本来以为很遥远的灾难,可能转瞬间就来到你的面前。有时候,你需要鼓起勇气,多承担一点责任,这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在拯救自己。
  父亲的工厂
  “这就是资本家呀”
  今年春节,父亲已经开始掐指算起要退休的年份了。向来忠厚的他第一次在饭桌上说,他当着老板的面说“反正我对这工作是没什么留恋的了”。我很惊讶。他接着说,“他听到了,没做声。”父亲说他最近好累,睡都睡不好,却还在继续干。
  叔叔用“这就是资本家呀”概括了一切,但我没听见父亲的回应。我只是看到父亲在帮忙卸货时,手背划出的血痕。
  父亲的白头发与日俱增,大腹便便,但他走在上下班路上的步伐依旧矫健。他曾经每周休息一天,后来国家改成了双休日,而现在,他每天上班,过年也无法例外。
  他每天都去近10公里外的郊区那个“厂里”上班,小时候我也在那里住过,我经常站在爷爷家的阳台上,向下对父亲挥手,目送他去上班。即便在现在看来,当时那个厂也近乎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在“厂里”上幼儿园、学前班,在“厂里”的电影院看电影,在“厂里”的医院看病、撒泼。“厂里”甚至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货运铁路。我曾经牵着风筝从堆满木头的原料场里跑过,直到气喘吁吁也跑不到头,而风筝已经高飞。四周边的农民们都羡慕着“厂里”的工作。
  我的爷爷、父亲、叔叔都曾在这个国有的生产纸板的厂里工作。直到十多年前的国企改制潮中,它被加上了“有限公司”四个字。然后在我不多的记忆碎片里,这个厂子就在被不断地倒手、换老板。
  有的人拿了安置费另寻出路了,有的人还继续留在厂里。车间、科室开始吃散伙饭。希望维持现状的父亲决定留下来,在“厂里”接着干。在某一个上午,父亲在蹲了一下之后突然站不起来,好长时间也没缓过劲来。父亲的心脏出了问题,他住进了医院,一度甚至有生命危险。刚进初中的我一时难以接受,在某一个下午,放学回到没人的家,痛哭流涕。
  但为了不影响我,病房他们都没让我去几次。
  后来,听说市里的好些厂子都被卖了,再后来,市里的医院声称也要被卖掉。而在卖掉医院之前,市里的主要领导就被带走调查了。嗜烟嗜酒的父亲开始戒烟戒酒。似乎也是从那个年份,刘欢在电视里开始高唱《从头再来》。
  原来的人
  康复之后,父亲又回到“厂里”开始工作,在一个小城市每天来回十几公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但是“厂里”似乎再也没缓过劲来,新老板来来去去,每次有某某集团大老板收购厂子的消息都会引发无限遐想。但是工人们等来的只是失望罢了,效益好像再也没有好过。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去,有的衣锦还乡,有的一无所获,还有的杳无音讯,人们似乎都眉头紧蹙,在找着出路。原来的工人一批批向外面的世界涌去,直到有一天,父亲告诉我,“厂里”还剩下他一个“原来的人”。
  父亲似乎并不纠结,他一直在“厂里”上着班。父亲学的是仪表,从最初设备科的仪表,到做采购、做环保、做工商、做物流,我其实不太数得清其中经历过多少个老板,父亲又换过多少个岗位,他只是,一直在那里。   “那我去厂里上班了”,父亲还是像多少年前一样,这样说着。明明已经住到了学校里,却好像厂里仍然就在家属区旁边似的。
  “反正没多久了”
  去年过年的时候,吃完年夜饭,我就开车送父亲去值班。开过市区里的最后一个三岔路口后,就像钻进了灰色里。水泥路会在这里突然断层,路旁植物也会在这里莫名消失,空气都显得更污浊,灰色的路面难以辨识。只是进入了工业区。父亲每天就是在这样的路上穿梭,路边兴起又倒闭过无数个工厂,曾经有过一个工厂,从那里下班的工人身上都有一股极其难闻的恶臭,后来因生产有毒原料而被关闭了。
  当我再次走进曾生活过的厂区,我几乎已经认不出它来了。闲置的车间厂房,簇新和龟裂交织着的路面,还有那个摆放木料的大坪,早已是坑洼泥泞不堪。我根本不能想象父亲是怎样看着这个地方一点一点变成这个样子,更不能想象他怎样度过这些固守的日子。
  父亲现在要像介绍景点一样地介绍这个厂区了,我当年念学前班的教室,大概已经被周围的农民们当成砖头一块一块地搬走了,学校的老师都被教育系统消化了,运动场没有了,医院没有了。铁轨上杂草丛生,枕木烂成几截。大年三十的晚上,只有父亲在的仓库办公室还有油黄色的灯。父亲用装豆腐乳的玻璃罐子装了点菜,他说自己可以在上面热,“这里还有个小黑白电视机,可以看春晚。”
  我相信我能来送他他已经很高兴了,可是在喜庆的夜晚看到这破败景象,我竟像前朝的遗老遗少一样,一时揪心得紧。
  现在的这份工作经常让父亲很疲累。有时要挨到凌晨一两点甚至更晚到家,第二天还要去赶早班,招呼车皮。父亲在看电视的时候都经常呼呼大睡。工资早已经低得可怜,他时常说,我的一篇稿子能抵得上他干一个多月,但是,父亲还是在“厂里”每次需要他的时候按时赶到。
  “反正没有多久了”,不出意料,父亲明年就要退休了。没有彻底戒掉烟酒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又把它们捡了起来。同时告诫我,人活得开心最重要。我不知道到时他是不是还坚持他的“坐在家里太无聊”理论,一定要找点事做,我只是为他的经历感到莫名的不平。
  于是就像一个搞摄影的总得给自己的家人拍个肖像照一样,一个搞文字的,我用这样的方式,写下我的父亲,一个不愿“下岗”的父亲。
  黑暗中的“舞者”
  “涨价了,分了档次,年轻的10块钱一曲。像我们这样的,还是5块钱。”
  大年初三,长春正常营业的只有零星的几家饭馆、KTV,再有就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舞厅。
  和我说话的叫陈莉,今年31岁,是长春一家舞厅的舞女。
  几乎东北每个像样点的城市都能找到这样的舞厅,它们是上世纪90年代下岗潮退去后浮出水面的礁石,一度成为下岗职工的社区再就业中心。舞厅一般分为亮曲区和暗曲区,亮区里大家跳着快三、慢三、恰恰等正常舞蹈。暗区里站着百八十个女人,那灯光暗到“伸手不见五指”。5块钱一曲随便摸……
  我认识陈莉已经7年了。她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起“老舞女”们的近况。
  “小雪男朋友被捅死后去了南方。”
  “‘人妖’换了家舞厅,前几天她还上了电视。”
  “燕儿发病,没了。”
  这些人都是7年来我在这个舞厅结识的。就像7年前的陈莉一样,刚到舞厅的她们虽然是跳“暗曲”的,但因为年轻就总是站在灯光最亮的地方。
  7年前我问过许多“舞女”为什么来这儿跳舞。年轻姑娘们回答“好玩”,岁数大些的说“挣钱养家”,最老的年近五十的会吐口痰然后骂一句“那××还有啥招儿”。
  那时我还刚上大一,体重比现在轻20公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刚刚提出4年。舞厅不远处的购物中心正在修建。东北下岗人数还在增加,大连、沈阳、哈尔滨的舞厅里也都人声鼎沸。
  小雪男朋友被捅死时我也在舞厅里,几个小伙子因为碰撞继而争吵然后拔刀相向,典型的东北式斗殴。这些年舞厅里类似的事情少说也有十几起。
  “人妖”游走在长春四五家舞厅里好几年了,但真名叫什么没人知道。她是变性人,手术做得并不算好,光线稍亮的地方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我就想找个男人抱抱我。”她对我说,“没有灯光我才成了真正的女人”。
  “燕儿”长得很漂亮,她说自己得了重病,在舞厅里是想找找“人气”,觉得大家都在陪自己。
  “姐姐请你跳支舞吧。”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像她那么漂亮的“舞女”在舞厅里几乎没有主动拉客的,只有她。
  当然,更多的是像陈莉这样辍学无处可去来边玩边挣钱的。舞厅一般中午开始人多一直到夜里12点,即便是长得不怎么样的“舞女”也能挣到200块钱左右。
  舞客主要是无业年轻人、失业中年人,再有就是寂寞老年人。舞厅里装潢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更换,里面人影幢幢看不清面孔只是不停穿梭的黑影,放的歌多半是年代模糊不知所云的。
  “这里面待着,也就把时问忘了。好像过去和现在都在眼前。”和我说这话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每天带着馒头榨菜和10块钱进舞厅,坐上一天,搂着“舞女”摸两曲后回家。
  那时候长春市一茬接一茬冒出来的都是洗浴会馆,广播里放着“某某某洗浴,不止能洗澡。”几个舞厅互相会放炸弹赶走对方的客人。
  许多人都说过要离开,5年前陈莉也离开过舞厅,走之前她对我说:“我要走了,不能总这么过。得好好活着了。”2012年,再次见到陈莉,老了许多。她不再站在灯光最亮的地方了,那里现在是一群不到20岁的女孩,她站在了更黑的地方。
  离开的几年里,陈莉去了广东,先是在深圳做销售,半年下来什么都没卖出去。后来又去了东莞,在工厂里每天安皮鞋底,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两个月下来,手上皮脱了一层,似乎是必然,陈莉走进了桑拿会馆,成了一名“技师”。
  很多人说“技师”是最容易赚钱的,床上一躺,等着数钱就行了。“比当女工还要辛苦。”陈莉那段时间每天要接至少5个客人,每个要“服务”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还没有空下来的时间,都是在完成各种“服务流程”。她们的月经总是紊乱的,消炎点滴更是常年挂在休息的房间。   “赚钱嘛,也就是名声不好点。都是自己选的路。”
  一个四十多岁总是喜欢穿深V红色超短裙的“舞女”告诉我她也当过“技师”,只不过是在长春。有一次辖区派出所扫黄把她抓了,在水泥地上蹲了一晚上。
  “你这么大岁数了,有人找你吗?”民警翘着二郎腿问蹲在地上的她。
  更多的时候她喜欢聊她上了初中的孩子,懂事、学习好,从来不问妈妈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上了年纪的“舞女”大多有丈夫、孩子,很多是由丈夫送来赚钱,就像很多人都知道的“铁西区故事”一样,下岗的丈夫骑自行车送妻子去卖淫。
  这几年,工作似乎更难找了。新闻里一年年重复着“今年是应届生就业最困难一年”。舞厅里,年轻女孩越来越多。
  “后来,再后来就想家了。”陈莉解释自己为什么回来。她有些犹豫,可能原因不止如此,就像舞厅的角落、卡包里时常有人“飞叶子”(大麻俗称)、“溜冰”(冰毒俗称)一样,这些她们不会再和你说。
  “新年有什么愿望吗?”2014年的大年初三,我问陈莉。
  她很得意地告诉我,她在铁北买了房子。“九十多平米。都是跳舞挣的钱。”愿望是挣钱。
  铁北,是长春火车站以北地区的统称,那里是市区房价最低的地方。这是这两年长春重点发展的地区。
  陈莉贷了20年款,她说要争取10年还上。
  “我现在就想这个舞厅一定要能再开10年,让我把钱还上。”
  在议论陈莉这样的人时总有人会说:“她们干点啥不好呢?非得干这个。”
  我不知道答案应该是什么,但或许是命运的不公,让她们总是在通向其他远方的道路上头破血流,不得不回到原点,在这个混淆了时间概念的舞厅里不停地转动。而从刚进入舞厅时,站在亮处的她们便看到了终点——渐渐走进无人知晓的黑暗处。
  当然陈莉和小雪她们并不认可我对她们人生的判断。当我这样和她们谈到命运时,她们的反应是:“小逼崽子真能胡想。”
  8年过去,我也回到原点,干着父亲和爷爷以前的工作,而舞厅四周还是一家上百年的糕点店和茶叶店,木板牌子倒在一旁,还是快倒闭的样子。
  已经是和陈莉跳的第三支舞了,旁边是乌泱乌泱抱作一团的男男女女。旁边一个“舞女”脱下了裙子。
  “你觉得好玩吗?其实不怪别人说,我们真挺贱的。”陈莉把头转向另一边的亮曲区。远处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站在柱子下,等着有人邀自己跳一支慢三或是恰恰。
  “你说我老了吗?”她问我。
  “老多了,就差头发没白了。”
  “谢谢。真想快点变老啊。”陈莉说。
  (摘自《南方周末》)

    让幸福来敲门吧

    让幸福来敲门吧 忘记过去 坏记性是变得幸福的一大法宝。丽塔梅布朗 如果你总是不肯忘掉过去你就无法变得幸福快乐。你犯过错误吗?你有过很糟糕的经...

    食泪的蝴蝶

    食泪的蝴蝶 众神曾在此激战。怒掌拔山,巉岩碎为掌中沙;缠斗中,一条虎风自袍袖窜出,扑向飞沙,沙粒化成黑蝙蝠,朝高空逃逸,啃噬那轮红日。 你...

    宽容一点,生活会更加美好

    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没有尝过饥与渴是什么味道,他就永远也享受不到饭与水的甜美,体会不到宽容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宽容是一种资源。我们在宽容...

    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幸福是什么? 简单就是幸福。 听一首优美的音乐,唱一首喜欢的歌曲。家里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和家人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想,放下工作的繁忙,到...

    你为何感动

    这几年,中央电视台有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虽说不论背景、身份、知名度,但十大人物总是煜煜生辉,做出了意义非凡的大事情。 当然,一个人令人感动...

    幸福在于心态,快乐在于充实

    1、庸人败于惰,能人败于傲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都想在明日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瞧不起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