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诗礼之家的叛逆青年

作者: 来源: 中外文摘 2014年7期 分类: 美文摘抄 发布时间: 2015-01-26 18:38
  秦邦宪,字则民,乳名长林。参加革命后自己取名博古,一个意思是标榜自己博古通今,另一个意思是俄语“上帝”的意思,从中可以窥见这位年轻人当年有多么自信与激进。
  秦邦宪是秦氏瑞五公的二十二世孙。祖父秦省吾在清朝时曾在陕西为官,父亲秦肇煌,宣统时期曾出任浙江温州审判厅刑事庭庭长,后为浙江勤县和长兴县统捐局局长。1916年,父亲因病赋闲,从此家境日趋没落,甚至只能卖掉祖屋,寄居到了族人秦琢如家中(今位于无锡崇宁路112号)。父亲过世后,母亲朱氏带着年幼的秦邦宪及其弟妹邦礼、邦范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
  家道中落的望族后代往往性格坚韧、勤奋好学,秦邦宪也一样;但不一样的是貌似沉静的秦邦宪骨子里却有着与生俱来的叛逆,与这个传统大家族的门风显得格格不入,并不安于埋头读书而对社会活动表现出独特的热衷。1921年考入苏州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后,秦邦宪很快成为青年进步团体“孤星社”和“锡社”的重要成员,兼任社刊《无锡评论》主编,在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激进的政治言论。1925年秋,秦邦宪入读上海大学,他选择了社会学系。这一年,刚刚18岁的他经同学周学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受组织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博古接受了长达五年的共产主义系统理论教育,与王明、张闻天等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秦邦宪还收获了生命中的第一份爱情,与同乡同岁的无锡女子刘群先结为伉俪。
  1930年,24岁的秦邦宪带着满脑子革命乌托邦理想回到上海,然而,恰好遇上国民党对中共的搜捕,担任团中央书记职务的他,只好随着党组织撤离上海迁往苏区。
  二十四岁,登上顶峰
  一天,周恩来、王明一起来到了秦邦宪住处,忽然通知他由他主持党中央工作。这令年轻的秦邦宪非常意外,因为他只是一个团中央负责人,此时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由此创下了中共党史上两项不可能被打破的“纪录”:非中央委员直接“跃升”总书记;24岁担任政党最高领袖。
  当时,斯大林组建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共产国际,由其领导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担任中共总书记的王明,此时接到指令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临行前,王明推荐了年轻的同学秦邦宪出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由秦邦宪、张闻天、陈,云等六人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秦邦宪任总负责人。王明在征得了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同意后,两人便一起来找秦邦宪了。
  从史实看,这第一领导人的位子并非秦邦宪争来的,而是“天降”的。正如黎辛(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编辑)回忆的那样:“他(博古)表示我才24岁,刚从国外回来,有几年不在国内,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我又不懂得打仗,我不合适。但他们说这么决定了,你就干吧。”秦邦宪要挑的这副担子着实有点重,不过24岁的他,几乎没有什么领导政党的经验,要应付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作为一头初生的政治牛犊实在太“嫩”了。因为年轻,他也常被戏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高中历史课本,提到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的名字总和王明、李德一起,成为当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代表人物。世人皆知,因为他的错误,红军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将博古、王明划为一体,称他们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这令秦家的孩子们一生蒙上阴影。秦邦宪的女儿秦摩亚花了一生时间搜集资料、遍访故人,希望看清父亲的样子,但令她意外的是,完整认识自己的父亲竟然如此艰难。
  通常的解释是:在秦邦宪担任最高党内领导的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期间,由于他对国内局势缺乏准确的判断,脱离实际照搬苏联教条,盲目听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指挥,从而做出错误决策。1934年1月,在秦邦宪主持下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继续坚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遭受重创而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遵义会议的官方解释是:为了摆脱尾追和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等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一方面承认指挥失误,另一方面也竭力解释错误的原因。
  他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分析反驳中,都与博古看法相左。毛泽东的意见更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人的支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的总结报告,重新制定了策略: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并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担任军事指挥。由此,遵义会议被视为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完成了组织重整,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
  也有人认为,遵义会议有“逼宫”之嫌,将原本总结湘江战斗的主题一下扭转为追讨第五次反“围剿”错误,令年轻的博古措手不及。不过,对于战争而言,博古确实是太没有经验了,他不懂军事,所能依赖的只有李德(据史料,当博古征询具体战斗方案时,无人发言,而提出建议的总是李德)。
  24岁的博古也太稚嫩了,与其他几位相比,他比张闻天小7岁,比周恩来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24年的生涯中还有5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黎辛还回忆说:“24岁的博古充满了孩子气,陈赓负伤后在上海养伤期间和博古住在一起,他们在楼上看到警察从下边过,就用报纸包了大便往警察头上丢,这不跟小孩一样,哪像党的领导人呢?”
  突围失败。真相为何   官方资料称:长征之初,因失败而变得谨小慎微的博古放弃了左倾冒险主义,一变而为失败后的逃跑主义。同时,他仍未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抱有充分估计,没有迅速撤退,而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缓慢行动。因红军行军速度过于缓慢,使得对手拥有充分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在突围中损失惨重。
  但这与黎辛老人的回忆颇有些出入: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博古、朱德等率先头部队行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军委二纵队则带领5000多挑夫,挑着苏区创建的根据地获得的一切缓慢而艰难地行走。在先头部队顺利突破三道封锁线之后,博古等已经来到湘江边,而毛泽东所在的纵队还远在160里以外。这时,蒋介石早已发现红军的转移,而在湘江另一侧构筑100多个军事堡垒,要把红军堵截在湘江边上。
  红军早一天渡江,就多一分胜算把握。朱德先后三次发电,要求毛泽东等扔掉一切辎重快速前进,尽早渡江。但是160里,毛泽东等走了三天半才到。博古、李德、朱德在江边指挥红军过江,见大家走得慢,而毛泽东迟迟不到,博古那么文明的人也挥舞着枪在江边骂娘。
  由于拖延了时间,国民党很快在江边形成了防守线,红军在湘江边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五道封锁线下来,中央红军数量从八万六千人锐减一半,虽然大家认为博古作为中央最高领导,对失败难辞其咎,但博古却认为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拖延了行动,导致红军晚了三天渡江,才最终导致湘江战役的惨败。
  顾全大局,不吝让权
  遵义会议后,博古一度情绪很低落。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后,一些电报电文得不到及时处理,军队事务受到影响,党内急需确定新的领导人。这天,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地休息,周恩来来到博古住处。一番客气的寒喧之后,性情直爽的博古让周恩来有话直说。
  周恩来于是说了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说就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与蒋有两年接触,深知老蒋文武双全,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博古想了想,爽快地说:“那就让毛泽东当总书记吧。”
  第二天,博古就找到潘汉年,两人谈了近四个小时,博古向潘汉年交代自己同意交权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当时,虽然不少人对此有意见,更有人反对博古交权。
  李维汉的《回忆录》就提到,凯丰(何克全)说:“现在谈谁对谁错还为时过早,还没有定论呢。你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他们几个人随便一说就算数啦?”但博古仍决定把权力交出,但最终接替他的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博古很快叫来警卫员康念祥,要他把象征最高权力的两口箱子挑到张闻天的住处去。箱子里有政治局的章、书记处和总书记的章以及一些文件。曾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小组副组长、《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和《中共党史资料》主编的李海文认为:“遵义会议后,博古主动让权,我觉得从这点就说明博古没有个人野心,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解决个人出路。”
  1935年6月12日,博古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经过8个月的长征之后,红一军三万多人只剩下8000余人,而张国焘的红四军却有8万余人。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心理产生了不平衡,他几次找到博古,说自己并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并劝说博古跟自己合作另立中央,还让曾是博古同学的陈昌浩来刺探他的态度。博古全然拒绝了张国焘,在这次派系斗争中,博古自始至终站在毛、周一边。
  在张国焘的要求下,中央常委会增补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把总政委一职让给了他,但张国焘仍不满足。1935年10月,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
  性格率真,不计私怨
  遵义会议后,28岁的秦邦宪降职了。但他并未因此负气而一走了之,而表现得磊落坦诚。既没有接受张国焘的拉拢,也没有和毛泽东计较恩怨,而选择留下来继续工作,服从组织领导,其书生率真性格一目了然。
  早在博古任总书记不久,江西苏区发来电报,要求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希望选派一名工人出身的干部就任主席。当时有三位人选,一是工人出身、且在苏区呼声最高的项英;另一个是党的一大代表张国焘;还有一个是博古提名的毛泽东。正值宁都会议前夕,苏区对毛泽东有睹多意见,但博古却顶着种种压力竭力推举毛泽东出任苏区主席。他认为毛泽东是红军创始人,能打仗,有影响力,这其中显然不特丝毫个人色彩,而是出于公心。
  对博古这一选择,毛泽东事舌曾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个很有京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对于博古的这一任命,一年后,毛军东以另一个主席职位回报了他。1935年10月19日,红军结束长正到达陕北吴起。2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任命博古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让他做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
  此后,博古先后参加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为长江局领导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被作为批判对象,他兼任的理论性职务和宣传资源也被迫交出,退出了中共七大政治局,在44名中央委员中,博古、壬明排名最后两位。
  儿子秦铁回忆说:“常常有叔叔阿姨跟我讲,你的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为人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能上能下。”
  峥嵘岁月,书生低头
  延安时期的博古,已经没有了当年从政的锐气。他向毛泽东建议,中央政府应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1941年5月15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办。《解放日报》一出版就是上万份,发行区域含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博古请来李锐、吴冷西、林默涵、丁玲等一批文艺界人士协助办报,给他们优厚待遇,记者、编辑、校对每月报酬有六七斤猪肉,这在困难的陕北可能是最高待遇了。纸张匮乏,博古就采用马兰草纸印刷。每天早晨,博古六点半就来到报社,改稿、校对、印刷,忙得吃早饭时间也没有,炊事员常常将早饭挑上报社,又原封不动再挑下山。   在同事眼里,社长博古热情、直爽,高兴时哈哈大笑,笑声一直从山上传到山下,被孩子们称为“母鸭子般”的笑声。在同事黎辛看来,这一阶段,博古和毛泽东的合作很愉快,他经常和毛泽东通电话,汇报工作,有时也到毛泽东处小坐,遇到重大新闻,博古会亲自拿着稿件给毛泽东审阅。
  报纸的一二版是国内外要闻,党务工作一直放在第三版。毛泽东1942年初的整风报告,博古就把它排在第三版。这让毛泽东有些恼火;2月8日毛泽东作了《反对党八股》报告,又被博古登在了三版。
  火气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1942年3月9日,文艺副刊主编丁玲在报纸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说了女性操持家务、带孩子的辛苦,斥责一些男人欺负女性,引起部分将士不满;3月1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了,将延安的生活描述成“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写延安干部“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的形象,并指陈“天下乌鸦一般黑”,毛泽东看到后当即就把报纸甩了。
  黎辛回忆说:“3月14日一上班,我跟陈企霞对面坐,博古跑到陈企霞边上拍拍他肩膀说,老兄这《野百合花》稿子哪儿来的?陈说丁玲送来的。他问王实味是什么人?陈企霞说了两句,博古说这王实味的稿子还没有写完,以后不要发了。陈企霞问他为什么不能发,他没搭腔,就走了。”
  可事情并未结束。3月23日,第二篇《野百合花》又见报了。24日一早,博古找到陈企霞说:“我说了不发王实味的稿子,为什么又发了?”陈企霞说丁玲看过的,让我带来发的。博古说:“这个稿子绝对不要再发了,陈企霞你厉害啊,叫你别发还得告诉你为什么呀,写得太偏了嘛!”
  3月31日,中央党校开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再次不点名批评王实味,说有人想搞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博古不想殃及他人,便把所有错误一人揽下。改版后,4月1日的报纸,一版为国统区要闻,二版是陕甘宁边区新闻,三版为国际,四版仍是副刊。改版后,《解放日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张党报,而博古对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回忆,博古办公的窑洞里,墙上挂了毛泽东照片。
  1942年初的整风,博古的错误被定性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种说法来自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不当。当时《解放日报》刊发了社论《教条与裤子》,文章是毛泽东授意胡乔木写的,要求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像脱裤子一样”亮出错误,那篇文章令博古十分难堪。在这个罪名下,博古被要求说明与王明、米夫、李德的关系,甚至与国民党的关系。情况非常严重,见过那场景的人说:几乎就差拉出去枪毙了。
  那次整风,彻底毁掉了博古最后一丝自信和锐气。艰难时期,幸有妻子张越霞的陪伴。
  1943年,博古写了《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结尾强调:“我主观上是忠实于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的,没有一点要破坏党和革命的企图,绝对与任何反革命分子或集团没有任何关系。”
  事情总算过去了,据说,毛泽东后来对博古比对张闻天要好。
  罹难之后,神秘匿迹
  1946年4月8日,博古在结束与国民党重庆谈判返回延安途中,因遭遇罕见的恶劣天气,导致飞机触山失事,与同机王若飞、叶挺等17人一起罹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四天后,飞机遗骸才被发现,遗体得到收殓。4月19日,延安各界3万多人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题词:“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然而,博古一家却并未得到荣耀。博古先后有过两次婚姻,留下三男三女六个子女。第一位夫人刘群先1941年死于德军轰炸。博古的第二位妻子张越霞,带着博古的六个孩子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后来她去找了中央办公厅,争取到每个孩子20元的补助,才撑了下来。
  有一张照片,是在延安的凤凰山,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的合影,后来在公开发表时,这张照片中的博古没有了,他站的位置是一扇门板。博古之子秦铁发现后,对照家里存有的原照,要求复原。
  历史照片中的人物,也许会神秘消失,但与他们有关的历史真相却不会被抹去,无论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摘自《东方文化周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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